赵鞅的执行力是超一流的。公元前514年冬，赵鞅、中行寅率军到达汝滨，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东北一带，这是晋国前些年灭了陆浑部落后新得的城邑。

晋军到汝滨干什么呢？筑城。

筑城到了春秋这个时候，已经变得很流行了。西周时期，诸侯国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都城的概念。所谓加强国家建设，说到底便是加强都城建设，是一个点的建设。

但到了春秋后期，国家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国土的概念，不再只是一个都城的事了，而是这个国家内大大小小各个城邑的事。

国家的边界概念越来越明确，诸侯国对土地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。国家的大小，从原来的以都城大小为衡量，变成以国土面积的大小来衡量。

那就需要国家对每一个新得的城邑予以保卫，最直接最有效的保卫办法便是加强防卫。这便需要修筑城邑的城墙，并加强城防工事建设。

赵鞅、中行寅这次正是到汝滨筑城。这是一项军事行动，国家有军事行动，那就得配套军事义务。

赵鞅命令附近一带积极捐献军资，具体是征铁一鼓。

这个鼓，是一个数量单位，按当时的计量法，一鼓便是四百八十斤。赵鞅需要这些铁来铸造刑鼎。

刑鼎刻什么内容呢？那便是范鞅的父亲、前中军将范匄于公元前550年制订的晋国刑法。

范匄是一位专业的政治家和法学家，他所制订的这部刑法，综合了晋国历史上沿用的晋献公时代的“士蔿之法”和晋文公时代的“被庐之法”。

范匄将相关刑狱方面的内容从国家大的法典体系中分离出来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刑法，范匄去世后得谥号宣，人称范宣子，这部刑法史称范宣子刑书。

但是，这部刑书是属于晋国公室的，是属于晋国卿大夫的，被藏于秘府，仅仅为少数人服务。

百姓看不到，甚至许多士大夫级别的贵族阶级人士也难以看到。

因为，看到是不正常的，看不到才是符合周礼的。春秋的中前期，列国除了楚国的治理较早地带有些法治的性质，其余的诸侯国，尤其是以宋国、鲁国、齐国、郑国、卫国等周王朝京畿附近一带的诸侯国，完全遵从的是礼制治理，即周礼。

晋国也算是开放有前卫的了，所以才会有晋献公时期的士蒍之法，以及到后来晋文公的被庐之法，再到士蒍的刑书。

但说到底，这些法律条文，是服务于晋国公室的，到后来是服务于晋国卿大夫的。

现在晋国的六卿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矛盾，对于刑法的解释，国君有国君的解释，范氏、中行氏、赵氏、韩氏、魏氏、智氏这六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理解。

这怎么整？

既然没法整，那干脆都公开吧。

就这样，一个本是为了缓和权力斗争紧张局势，以及个别卿大夫为了打压敌对势力而作出的决定，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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